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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代開鑿南北大運河
公元581年，隋朝建立，結束了中國長期分裂的局面，國家復歸統一。這時的黃河下游河道，經今河南滎陽、原陽、新鄉(xiāng)、衛(wèi)輝、滑縣、濮陽，山東鄄城、莘縣、陽谷、聊城、惠民、蒲臺等縣，東注渤海。為加強京都長安與各地的聯系，充分利用黃河的水源優(yōu)勢，進一步開鑿運河，大力發(fā)展水上交通，把江南地區(qū)的糧食和生活用品運輸至長安，成為隋王朝的一項急迫任務。 早在滅陳國前的開皇三年（583年），隋文帝楊堅就下詔征發(fā)山西、河南十三州兵丁，專門負責征運糧食事務，并沿黃河設置了黎陽倉、河陽倉、常平倉、廣通倉等轉運糧食的倉儲，為開發(fā)水運做好了前期準備。 隋朝初期，政治中心仍在長安。由于渭河水量無常，泥沙淤積，時常阻塞漕運。開皇四年（584年），楊堅命建筑專家宇文愷率領水工另開一條漕渠，自長安城西北引渭水，沿漢代漕渠故道向東，至潼關入黃河，長150多公里，名為廣通渠。開皇七年（587年），又相繼在今河南滎陽西北的河陰增筑了汴口堰，在揚州開鑿了古運河山陽瀆。滅陳之后，開皇十五年（595年）六月，隋文帝下詔“鑿砥柱”，對黃河三門峽險段進行整治。通過一系列工程建設，漕運體系雛形已現。 與此同時，楊堅進行了行政體制改革，撤郡500多個，裁減了大批官員。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恢復發(fā)展，國力迅速增強。到楊堅晚年，全國呈現出“戶口滋盛，中外倉庫，無不盈積”的局面，積累起了強大的物質基礎，為此后大規(guī)模開發(fā)運河打下了基礎。 淮安漕運總督府遺址 隋煬帝楊廣即位后，政治中心由長安移至洛陽，為發(fā)展南糧北運，加強對東南地區(qū)的控制，迫切需要改善黃河、淮河、長江之間的水上交通。于是，楊廣登基不久，即于大業(yè)元年（605年）動工開鑿了通濟渠。 當時黃河南岸的漕運路線，沿江南運河到今鎮(zhèn)江過長江，再順山陽瀆北上轉入通濟渠，沿黃河、渭河逆流而上，最后抵達長安。 通濟渠是聯系黃河、淮河、長江三大水系的重要紐帶，分東西兩段。西段在東漢陽渠的基礎上，經過疏浚整治擴展而成。它西起洛陽西，以洛水為水源，穿過洛陽城南，到偃師東南，再循洛水入黃河。東段的“引河通淮”工程十分艱巨，首先是在黃河岸邊的滎陽板渚與開封之間，對漢魏汴渠故道進行疏浚、擴寬、改建，引黃河水向東至開封，與原汴渠上游合流。開封以下與原汴渠分流，另開新渠，直趨東南，經今河南杞縣、睢縣、寧陵、商丘、夏邑、永城，安徽宿縣、泗縣，江蘇的泗洪縣，至盱眙縣注入淮河。兩段全長近1000千米，河渠寬50多米。運河兩岸，筑有寬闊的御道，種植成行的柳樹，工程規(guī)模十分浩繁。 也是在這年，楊廣又征發(fā)淮南民工10余萬，疏浚擴建了山陽瀆。北起江蘇淮安，南到揚州，溝通了長江與淮河的水上聯系。至此，黃河南岸的大運河全部溝通。工程完工后，隋煬帝多次乘坐高大龍舟，率領龐大船隊往返于洛陽和揚州之間。 接著，大業(yè)四年（608年），隋煬帝又詔發(fā)河北諸郡男女百余萬勞力，在黃河以北開鑿了永濟渠。這條渠，在曹魏舊渠基礎上，主要是利用黃河支流沁河、淇河、衛(wèi)河以及永定河等天然河道建成。向南引沁河與黃河連通，向北分出一部分沁河水與清河、白溝相接，經今汲縣、浚縣、內黃、大名、館陶、德州、南皮、滄縣等地，至天津附近折向西北，最后到達今北京市薊城，全長約1000千米。 在短短6年間，隋煬帝相繼改建開鑿了通濟渠、永濟渠、山陽瀆與江南運河，連通長江、淮河、黃河、海河、錢塘江5大水系，形成了以洛陽為中心、西通長安、南至余杭、北抵涿郡的龐大水運交通線。這條大運河長達2700多千米，水面寬30至70米，史稱“隋唐大運河”。 大業(yè)七年（611年），隋煬帝自揚州乘龍舟進入永濟渠，率大軍赴涿郡攻高麗。出動戰(zhàn)船5萬多艘，水陸兵士7萬，征發(fā)江淮民夫及船只運送軍糧，船隊前后長達千余里。由此可見，當時永濟渠通航能力之大。 在這條大運河中，黃河兩岸的通濟渠和永濟渠，是最重要的兩段。兩渠有豐富的黃河水作通航水源，工程布局以洛陽為起點，呈扇形向東南和東北張開，充分利用東低西高的地勢特點，既節(jié)省開鑿的人力物力，又便利通航暢達，說明當時的水利科學技術已有很高的水平。 這條大運河，歷經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遼、西夏、金、元8個朝代，通航長達720年。在很長歷史時期內，商旅往返，船乘不絕，對于促進中國南北經濟、文化交流，維護全國統一和中央集權制，發(fā)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。 但是沉重的勞役，也引發(fā)了尖銳的社會矛盾。隨著農民起義的烽火連綿，隋王朝宣告滅亡。主持開通大運河的隋煬帝，沒能回到洛陽，最終死在揚州。 隋代大運河主要糧倉分布圖 唐宋時期大運河的盛衰起伏 到了唐代，運河漕運更成為維護唐王朝統治和社會經濟發(fā)展的生命線。唐玄宗開元年間，隨著京師長安人口的急劇增長，關中平原的糧食與物品不足以支撐京師的日益繁華，對漕運的要求越發(fā)迫切，對隋唐運河這條大動脈的依賴更加強烈。 唐時通濟渠已改稱汴渠，這里仍是連接黃河與淮河的鎖鑰，由于汴渠渠首連著黃河，靠近渠首的河道經常淤塞，為了保持漕運通暢，唐朝初期，每年都要征發(fā)附近州縣的民工對渠口進行清淤疏浚。開元十五年（727年），朝廷征發(fā)河南府、懷慶、鄭州、開封、滑州、衛(wèi)輝等地3萬多人，由建筑專家范安主持，對鄭州附近的板渚口舊河道進行了大規(guī)模疏浚、維護和開鑿，運河漕運能力大為提高。 開元二十九年（741年），陜郡太守李齊物在黃河三門峽谷開鑿了一條人工渠道，即“開元新河”。水陸運使韋堅又主持修建了關中漕渠，自今咸陽西南引渭水，沿著隋代漕渠故道向東，在永豐倉與渭水匯合。從此，江淮漕船可直抵長安，開創(chuàng)了隋唐大運河全程通運的新局面。據記載，天寶二年（743年）通過黃河、運河輸送至關中的糧食達400萬石，創(chuàng)造了唐代漕運量的最高紀錄。 唐代的漕運輝煌局面持續(xù)了100多年。“安史之亂”以后，唐王朝由盛轉衰，汴渠疏浚陷入停滯狀態(tài)，由于漕運廢弛，關中缺糧，饑荒四伏。廣德二年（764年），劉晏奉旨接辦漕運，一方面組織人力疏浚汴渠，打造了2000艘堅固的大型漕船，同時改革漕運體制，設立貯糧倉、中轉站，使江船不入汴水，汴船不入黃河，黃河船只不入渭水，大大提高了運糧效率。商賈往來，百貨雜集，又出現了一段繁盛局面。 然而，這種局面沒有維持多久。唐朝末年，黃河、汴河漕運多次因戰(zhàn)亂而中斷，汴渠廢棄，江淮漕運斷絕。到唐代第十位皇帝唐德宗時期，由于江南漕運糧食不能及時運到，關中地區(qū)包括京都長安的官家糧倉都已見底。德宗十分憂慮，擔心再次發(fā)生兵變。就在朝政局勢十分危難的時候，陜州觀察使李泌飛馬報奏朝廷說，江南鎮(zhèn)海軍節(jié)度使韓滉已通過黃河水路運米3萬斛到陜州（今河南省三門峽市）。德宗得到奏報，喜極而泣，跑到東宮，抱著太子李誦說：“米已經運到陜州，我們父子有活路了！”從這段記載可見，當時的黃河漕運對唐王朝的生死存亡的重要程度。 進入北宋，京城定于東京開封。這是一個以水路交通為中心的城市，城內人口眾多，商業(yè)密布。城內城外數十萬駐軍、數百萬戶居民需要保證糧食和物資供應，大力發(fā)展南北水運，成為當務之急。 北宋朝廷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礎上，先后開鑿疏浚汴河、惠民河、廣濟渠，連同黃河并稱“漕運四渠”，形成了以開封為中心向四圍輻射的人工水運交通網。 宋時的汴河被視為立國之本和京城命脈。它的流路與隋唐時基本相同，自今河南孟州引黃河水東流，至開封分為兩股，經開封、杞縣、民權、曹縣、虞城、夏邑、永城、蕭縣，至江蘇徐州匯入泗水。東南富饒地區(qū)的漕糧百貨，均由該渠運往京師。 據《宋史》載，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（981年），朝廷規(guī)定“漕運四渠”的年運糧量，包括稻米、豆類、黃米、小米，共計550萬石。其中汴河的年運糧量占近七成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，汴河的全年運糧量猛增到700萬石。汴河的開發(fā)利用，為溝通當時全國政治中心與江南經濟中心的聯系，促進物資交流、文化融合以及沿岸社會經濟發(fā)展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。 然而，汴河既然作為黃河的一個分支，不可避免地受到泥沙多、善淤積以及主漕擺動不定的嚴重影響。熙寧年間，開封以東的汴河淤積加劇，河床高出堤外地面4米多，嚴重影響了漕運引水。為保證汴河水量，北宋王朝下大功夫對引黃入汴口門進行疏浚治理。元豐三年（1080年），為避開黃河濁流，堵塞引黃舊汴口，在鞏縣任村沙谷口至河陰縣之間的黃河灘地另開新渠25千米，引伊河、洛河清水入汴河，一度發(fā)揮了很好的作用。但因水源不足，后來又恢復引黃河為水源，汴河依舊淤積擱淺。 北宋末年，因戰(zhàn)禍連綿，汴河堤岸多處決口毀壞，漕運渠系被廢棄。“隋堤望遠人煙少，汴水流乾轍跡深”，南宋詩人洪適的詩句，就是對當時這一情景的真實寫照。 元明清治河保漕開新局 13世紀末，元朝建立，定都大都（今北京）。此時的黃河下游流路，經鄭州、開封、尉氏、鄢陵、扶溝、陳州等地，沿潁河、渦河及徐州故道匯淮河入海。華北一帶經歷長期戰(zhàn)亂，經濟蕭條，京都百萬人口和京畿大量駐軍的生活供給，都需從南方運來，重新開通南北運河已勢在必行。 忽必烈即汗位的第三年，元朝尚未正式立國，就命漢族水利專家郭守敬掌管諸路河渠，著手運河重建。之后，又命郭守敬查勘汶河、泗水相通河段，以備重開運河。 當時由于黃河南泛，開封、鄭州一帶原來的通濟渠已全線淤塞，恢復已很困難。運河南端從杭州到淮安的隋唐運河基本完好。淮安以上原泗水運道，可“借黃行運”到徐州，再逆古泗水運道至魯橋，沿汶河水道至濟寧。在北方，新鄉(xiāng)以下的永濟渠河段一直暢通。剩下的問題，只需新開濟寧至永濟渠約200千米的運道，即可實現從北京到杭州全線貫通。綜合這些情況，若將運河改走山東，從江南至北京將比隋唐大運河縮短900多千米。 為此，從1283年至1293年，元世祖忽必烈花了10年時間，對大運河進行了大規(guī)模整修和新建，先后在山東、河北地區(qū)開鑿了濟州河、會通河、通惠河。至元三十年（1293年），由通惠河、御河、會通河、淮揚運河、江南運河組成的南北向大運河全線通航。于是，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唐大運河，改為以大都為中心的大運河，史稱“京杭大運河”。 元朝統治不足百年，大運河建成后尚未發(fā)揮很大作用，元朝即告滅亡。 明朝繼興，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遷都北京，為了保證江南糧食物資北運京師，決計對大運河再次進行治理。 當時從濟寧到臨清的運河地段，丘陵多，地勢高，河道水淺不暢，難以勝任重載船艘。特別是濟寧向北至南旺一段，爬坡上行，水勢不足，時常干涸。永樂九年（1411年），工部尚書宋禮、刑部侍郎金純等人奉旨征調大批民夫與能工巧匠，開始大規(guī)模疏浚治理運河。他們采納民間治水專家白英提出的“引汶絕濟”建議，破除元代修建的堽城壩，在水面寬廣的汶水下游南城子附近筑起一座攔河壩，遏止汶水南流，河水直趨南旺，以濟運道。此后又經多次增筑培厚，形成一道三壩連接的攔河石壩，稱之為“戴村壩”。 大壩修成之后，攔截汶水順小汶河南下，至南旺運河最高處分水，三分南注，七分北流，“七分朝天子，三分下江南”，從而妥善解決了丘陵地段運河斷流的現象，船只暢通無阻。 明代潘季馴繪制的《河防一覽圖》 南北大運河溝通后，由于徐州至清河段利用的是黃河河道，常受黃河北決沖淤的干擾，致使漕運時通時塞。明王朝既害怕黃河沖毀或淤塞運河，又想利用黃河之水補充運河水量。黃河與運河密切相關，緊緊糾纏在一起，成為令人頭疼的事情。 為了破解這一嚴重困局，明朝采取遏黃保運、引黃濟運的策略，在黃河北岸陸續(xù)修起了長堤，基本實現了防止黃河北泛的目標。可是，保持徐州以下“借黃運道”暢通，仍是十分棘手的問題。特別是嘉靖年之后，黃河決口泛濫集中于徐州附近。運河不是被黃河決口沖毀，就是黃河脫離了運河。為此，歷任治河大吏組織修堤防，堵決口，疏浚河道，治河戰(zhàn)役一個接一個，忙得焦頭爛額。 面對黃河河患愈演愈烈的嚴峻局面，明王朝決定另開新的河道，徹底避開黃河之險。先后在山東昭陽湖東至江蘇沛縣之間，進行了黃運分離的新運河與泇口運河工程。經過改建，大批漕船沿著新運河北上，漕運狀況得到明顯改善。 到了清代，朝廷愈加重視漕運。康熙年間，連續(xù)開鑿了中河、新中河等運河，徹底避開了90千米黃河險峻河段，同時修筑黃河、運河堤防，在云梯關以下馬家港，實施了黃河河口段改道以及導淮刷清等治理工程。至此，運河與黃河完全脫離了關系，不再借黃行漕，漕船得以順利通行。 從明朝至清朝中葉，是京杭大運河的鼎盛時期，依賴這條漕運交通大動脈，每年從東南運送數百萬石糧食和各種物資到北京。漕運發(fā)達時期，僅從天津到通州的北運河每年就承載2萬艘運糧漕船，連同商船共3萬艘，押運糧食的官兵多達12萬人次。大運河的開通，使原來規(guī)模不大的直沽寨漸次發(fā)展成了一座大型城市“天津衛(wèi)”。 清朝后期，國家內憂外患，運河漕運基本中斷。1855年銅瓦廂改道后，黃河下游頻繁決口，運河山東段逐漸淤廢。加之海運興起和鐵路的發(fā)展，至民國時期，京杭大運河曾經的“百舸爭流，千帆競渡”盛景，終于在歷史大潮中湮沒無痕。 《乾隆南巡圖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，古老的大運河經過整修，恢復了生機。部分河段經拓寬疏浚與裁彎取直，新建許多現代化碼頭和船閘，航運條件明顯改善，季節(jié)性通航里程達1100多千米。 2002年，南水北調東線工程開工，京杭大運河成為從長江下游逐級提水北送至天津的重要通道。在山東位山，東線工程以地下隧洞方式穿過黃河，成為連接黃河兩岸輸水干線的關鍵控制性工程。時隔多年，黃河與大運河再次握手，為中國人民造福。 我國的大運河全長達2000千米，比蘇伊士運河長近10倍，比巴拿馬運河長20倍，是世界上最長的人工運河，充分體現了古代人民的卓越智慧和才能。大運河溝通了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，為南北經濟、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，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融合。 2014年6月，中國大運河以建造歷史最早、使用時間最久、空間跨度最大的人工運河，成功入選《世界文化遺產名錄》。中華民族的這份寶貴遺產，被莊重地推向了全世界。
